本文指出张旭东的“革命机器”和“普遍的启蒙”的概念对研究毛泽东《讲话》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在亚非拉的文艺论述中,《讲话》和苏联文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盘根错节,不易区分。只有把握住《讲话》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文艺理论,以区别于西马的批判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讲话》在非洲接受、传播和阐释的历史才能得以说明。本文提出,《讲话》在非洲发生作用主要集中在1970年代,这是非洲一些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来完成国家独立和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时代,《讲话》的传播更只能通过碎片化的“革命机器”来进行。